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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因科技租赁而不同—东方集成董事长王戈专访
2011-07-05
“知道什么是make a difference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difference最大,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这是李开复很推崇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老师的一句话。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因为李开复的存在而展现的价值。
  当记者再次捧着李开复自传《世界因你不同》玩味这句话时,不由地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天津11选5(以下简称“东方集成”)董事长王戈。李开复的创新工场为创业者、为创新而搭建,目的是以天使投资的方式组建中国青年创业的“黄埔军校”;而王戈以中国首家开展科技租赁业务的企业,在高端科技服务业的创新上先行先试,为改善和提高高科技企业的科研条件而努力,且颇见成效。
  2010年,中关村有超过100多家企业使用了东方集成的“免费电子测试开放实验室”。此外,东方集成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全国各地的高科技园区合作设立“科技租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虽然政府对于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有些资助,但是,相对众多中小企业的实验室需求,单纯靠政府资助是不足以支付成本的。东方集成在这一点上不仅是帮助政府打造软环境,为众多中小企业解决了仪器使用方面的难题,从长远看,也是对科技租赁这一理念的市场战略营销推广,这也是一个培养市场、教育市场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讲东方集成获益会更多。”王戈说。

  中国科技租赁的开拓者

  今天,说到科技租赁,很多人都不陌生;或者从百度百科里,也很容易找到相关描述甚至案例。但是对于王戈来说,是用了超前的眼光和战略思维,以及15年的耐心蛰伏,等来了“全国领先的科技租赁服务商”和“中国电子测试与科学分析领域领先的综合服务商”的现实成绩。纵然来路辛苦,却面对着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和越来越少的竞争对手。
  民营企业的发展,大部分是先确立一个大概的方向和战略,剩下的是走一步看一歩。1997年,惠普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高科技产品租赁公司,这个消息在当时并无多少人关注。虽然潜在的市场很大,但是却很不成熟。实际上,1995年,王戈就对国际科技租赁业务进行过调研,“可是当时中国的市场情况和经济情况,条件不成熟。”
  对于当时的调研,至今王戈的印象都特别深。
  “什么是科技租赁?”这是所有客户的第一个问题。解释完科技租赁的概念,客户又问“怎么做?”当他再解释清楚关于科技租赁的运营方式之后,客户通常的回答是:“这个东西好是好,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一方面是观念和理念上还不太能接受科技租赁这个新鲜事物,更重要的是,科研项目国家拨款的方式也让科技租赁这一全新的市场运营模式一时无用武之地。
  因此,在东方科仪工作了近10年之后,受命建立其控股公司东方集成后,王戈也是从做代理开始。慢慢从一个产品做到一个系列的产品,从一个品牌做到多个品牌,企业越做越大。做代理的同时东方集成也在进行着技术积累,“根据用户需求,单一仪器设备是没法满足用户需求的,所以这样情况下,我们通过硬件软件的开发,进行系统的连接和配置,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开发,最终给客户交付一个整个的测试系统,来满足客户的需要。”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不断深化,特别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是从市场经济里拼杀出来的,他们需要节约成本,科技租赁在国内逐渐有了市场的基础。王戈说:“最近五六年,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制造业发展非常迅速,它跟全球竞争对手去竞争,就需要更加重视成本。而科技租赁恰恰是帮助他们降低成本的一种途径和方法。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做科技租赁的企业,开创了国内科技租赁的市场。”
  关于科技租赁的好处,王戈总结为四点:第一是作为一个产能调控的手段,科技租赁大幅度降低了制造企业生产制造的成本;第二,在企业科研研究的时候,通过租赁仪器来降低科技投入的风险;第三采用租赁的方式,大大降低工程项目的成本;第四,科技租赁还是表外融资的一种手段。
  东方集成定位为中国电子测试与科学分析综合服务商,“整体来讲,就是对很多集团性的、全国性的大客户的仪器综合管理进行外包管理和服务。举例来说,某一个大型公司,在全国有二十多个分支机构,仪器仪表设备就有七八千台,价值一两亿元。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甲地的仪器在闲置,用完之后无人管理,乙地却急需相关仪器设备,而丙地仪器冗余。如果进行管理,涉及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人力资源和网络投入比较大,管理非常复杂;第二,仪器仪表是专业设备,每年要定期进行计量、校准、保养;第三,牵涉全国各个地方的配置和调动问题,既要解决各个地方的实际需要,但是各个地方又有峰值和低谷的问题,还要解决专业的运输和配送。如果全部打包下来之后,会变成什么呢?通过互联网管理,给客户一个界面,上万技术人员的使用,通过互联网提交申请,在后台进行数据处理。客户只需要告诉我们比如甲地下周三使用某仪器,仪器会按时送上门来,而且还保证调配的仪器可以使用,在计量校准的有限期内。用完之后,还有人门对门地收回去。这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相当复杂,后面不仅有技术支撑问题,还有物流配送、IT系统支撑问题,以及企业对整个运营模型的了解。这就到达了金字塔的最高一层,我们称之为,专业的科技资产外包服务。这是企业发展更高的阶段。”王戈说,“所以,我们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随着金字塔从底端到上端,技术要求的复杂程度和门槛越来越高,毛利率也越来越高,竞争对手却越来越少,因为门槛太高了。”

  中关村文化的传承者

  东方集成和中关村的关系不仅仅是属地企业。作为创业者,王戈有着中关村创业者最典型的身份和特色背景:来自中科院,有着中科院物理所多年科研工作经历,随后加入东方科仪集团(中科院成立最早的公司,东方集成的控股股东);而作为中关村企业,东方集成有着典型的中关村创业企业的发展路径,“只有几个人、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就开始起家了,每年只有一两百万元的生意,然后逐渐做大至今天的规模。”经历了代理、增值销售、应用系统集成、科技租赁,到中国电子测试与科学分析综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东方集成在2010年实现了近4亿元的营业收入。
  正因为其典型性,相比大量埋头自身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企业,王戈和东方集成也有典型的中关村知识分子创业忧国忧民的文化传承。王戈将东方集成参与建设“科技租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挂牌“免费电子测试开放实验室”看作是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的体现,“也是我们切实要帮中关村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关村的目标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海淀园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作为创新功能的主要承载区、高端要素聚集区,要按照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在创新能力提升、科技金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方面发挥更强的支撑作用。”但是,王戈却有他的忧虑,“中关村2万多家企业,核心区1万7千多家,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中关村真正需要政府和政策来解决问题和困难的都是金字塔底座,都是中小企业。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金字塔底座的中小企业的问题,那么也就不能产生出金字塔尖的那些大企业来。这些中小企业非常困难,标准的三四十人、创业两三年、营业额三五百万元、每年死亡率却高达25%。但是,明日的明星就在这些企业当中。他们是带着智慧创业的,但是没有科研条件是干不了研发的。但是让初创企业去买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设备,是买不起的。所以政府需要解决的就是这类企业的科研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软环境建设非常重要。政府特别看重我们的科技租赁业务,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东方集成通过科技租赁的方式解决了这类企业研发的实际困难。”
  与此同时,深圳和上海张江科技园已经从政府层面推广一个更有利的模式,东方集成一直尝试在中关村推进这种模式:“我们租赁仪器给企业,政府采取补贴租赁费的方式补贴企业,这不就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受益’嘛!假设原来政府只能补贴一个亿,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杠杆和放大的作用,就能至少补贴3个亿甚至更多。而且,这是市场化运作方式。最终,企业受益,拿到他们需要的仪器设备,而且速度还特别快;政府作为主导部门,也彻底解决大量管理的问题,同时放大财政支出的支持效益;我们东方集成也在更广泛的平台上推广了科技租赁的理念。”
  目前,这个“政府主导,企业受益”的支持模式虽然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是还没有任何政策落地的具体计划和发挥更大的价值。

  民营企业发展的呐喊者

  在中国做企业,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政府的支持对于企业和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艰难前行多年的节能环保产业,终于迎来融资的春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2010年国家发改委发改办高技【2010】109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当前推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出:“高技术服务业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长引擎,对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是促进高技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提升高技术产业发展质量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迫切需要。高技术服务业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服务、生物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研发设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知识和人才密集、附加值高的相关行业。”
  新的商业模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科技租赁符合各个关于高技术服务业的标准,但是,在国家支持的相关高技术服务业类别中却看不到科技租赁的身影。因此,相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导致本来观念推广有所困难的科技租赁遇到了更大的发展难题。所以,如今王戈甭管是出席什么会议,都充当着科技租赁业务的普及宣传员的角色,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科技租赁,同时获得政策支持”。虽然东方集成的业务增长很快,科技租赁业务更以每年超过100%的速度增长,但是王戈认为,“没有政府的推手,这项业务的社会推广不可能很快。”
  关于上文提到的“政府主导,企业收益”的政府补贴模式,王戈认为企业应该更积极地向有关政府汇报,不断呼吁,希望能让更多企业受益于这种新的模式。
  做企业的最能理解做企业的难。例如有些现实的困难涉及一些税务政策壁垒等等。“比如税收政策。这个业务重复征税太高了。”
  目前,东方集成购买仪器设备的投入已经超过亿元,基于安全系数和风险分担的考虑,国际上都采取转租赁的模式。有些仪器四五百万元一台,使用率又不是很高比如SmartBits(SmartBits网络性能分析系统是高端口密度测试的理想工具,适用于吉比特和十吉比特以太网、ATM、POS、光纤通道、帧中继的网络与网络设备),东方集成可以通过跨国转租赁来满足少数企业的特殊需求。但是,“从仪器进口到交付给最终用户,这中间会涉及的税费有关税、企业营业所得税等。有时候还要转租给国内的其他集成商,再出租给最终用户那里。我们计算过,以100元购置成本为例,到最终用户那里,最高情况下,每100元要上46元的税。如此高额税费,只有整个国家流转税体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迎来自199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改。增值税要完全替代营业税,成为覆盖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税种,营业税同时取消。由于营业税纳入增值税后,增值税实现了全产业链的抵扣,消除了重复征税,其减税效果将非常大。这个消息无疑让很多企业家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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